防控救治能力建设需新思路

□首席记者 刘志勇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,我国针对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,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,展开了深刻的总结和部署。此次疫情中,北京市经受住了巨大防控压力的考验。近日,围绕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的话题,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、主任雷海潮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,相比2003年的非典,我国此次对全面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,做好重大疫情防控的补短板、堵漏洞、强弱项工作,认识和部署都要更加深入,不忌讳、不回避,勇于面对问题,是“四个自信”的具体体现。■健康报:北京市的疫情防控经历了几个阶段,是否系统性地总结分析过其中得失?切实加强监测预警能力,为更早发现、及时阻断潜在重大疫情的发生,北京市有怎样的考虑?雷海潮:从1月份来自武汉的疫情输入,到2月底的境外疫情输入,再到6月11日的新发地聚集性疫情,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经受了3轮冲击,是国内经历疫情风险类型最多,防控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。从3月上旬开始,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每天都向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提交一份《境外疫情风险动态分析》报告,即反映全球疫情态势,又重点跟踪分析70个国家的发病、死亡及输入我国病例的情况。从3月下旬开始,这份报告的开篇以摘要的形式增加了“政策建议”部分,主要反映在全球疫情形势背景下,根据防控工作需要提出的需要加强、改进和创新的意见。5月16日,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全体会议,审议通过《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》。《若干意见》中有些内容正是来自前述“政策建议”,蕴含了北京市为全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诸多努力和思考。从3月至今,《境外疫情风险动态分析》已编报近200期,连同每日摘编的《境外疫情参考》,共同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。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,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疫情早期预警预报方面存在的不足,加强重大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建设需要新的设计和思路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,北京市在144家医疗卫生机构布局症状监测哨点,构建起了针对发热、腹泻等传染病症状的主动监测网络。通过分析新发地疫情发现,携带新冠病毒的冷链物品污染了环境,也导致人的感染。这就说明仅基于医院开展传染病症状预警监测是不够的,想在更加早期发现传染病的蛛丝马迹,必须开展健康人群和环境监测预警。疫情预警监测外推至人群和环境监测,理论上讲,可以筛选出第一个被感染而未发病的人员、第一份被污染的环境样本,但这意味着海量的监测工作和巨大的经济投入,技术上可以做到,但经济上无法负担。这就需要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找到一个成本效益平衡点,合理确定监测对象范围、监测频次。开展人群和环境监测并不能保证“逮住”每一次风险,但将会减少“漏掉”风险的机会,这是传染病监测预警理念的一次跃升,北京市已开始着手推进这项工作。市疾控中心在通州区的新址建设也已列入日程,未来实验检测和预警能力将有明显提升。■健康报:在疫情防控工作中,具体看到了公共卫生领域哪些短板和弱项?对于补短板、强弱项,有怎样的建议?雷海潮: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,理论流行病学的疫情分析和预测能力急需加强。北京疫情防控之初,流行病学调查仍以传统的面对面采访为主,后在经信部门及各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协助下,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始应用于流行病学调查,提高了准确性和效率。由于缺少大数据分析团队和渠道,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建模预测能力未能有效发挥,落后于信息技术的单位。这也是未来加强疾控系统人才队伍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向。疫情期间,自动语音文字转换系统的开发应用,大大提高了流调报告撰写的效率,这些新技术手段的运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。但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结构化数据库,并不支持流调报告全信息的分析,大量流调报告中非结构化文本信息所包含的价值被埋没了,远远没有被利用起来。在对流调报告信息的深度挖掘方面,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仍有待介入。在病例发现环节,加强核酸检测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意义,已经得到了实践证明。加强“又好又快又多”的病原检测技术研发,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病原检测,是提高疫情防控能力的重要方向。尽管快速检测技术已经研发问世,核酸检测所需时间已经明显缩短,但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,病原鉴定尚未突破对P2实验室的依赖,检测花费时间仍在小时级,个别到分钟级的检测设备通量太低,难以应对短时间内开展大量检测的需求。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传染病疫情,物资储备供应工作极为重要。建议探索建立国家、省、市、县、机构、家庭六级物资储备机制,同时,口罩也应视为重要物资进行储备。新冠肺炎疫情来袭,如果当时有这样的家庭储备机制,每个家庭都储备有两周用量的口罩,一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恐慌,二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断早期传播。此外,国家还应加强ECMO、CART等高端医用设备的研发和产能储备。■健康报:对临床医疗机构来说,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哪些冲击和反思?雷海潮:医疗机构内的院感防控仍需改善和加强。发现潜在的传染病患者,阻断院内感染,设置发热门诊、规范隔离观察,具有重要作用,但仅靠这些还不够。发热确实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共有症状,但并非唯一症状,新冠肺炎就是例子,患者在发病初期可能并不会发热,而是出现腹泻、嗅觉改变、味觉改变等症状,这些感染者可能没有进入发热门诊而进入其他临床科室,毫无疑问这会造成巨大的风险隐患。鉴于此,医疗机构内的所有人员应该常规坚持戴口罩等基本防护措施。“三区两通道”的设置是否适用于医院所有病区?为避免人员混杂、秩序混乱,是否应该将疫情期间严格管控的探视制度坚持下去?医院设施应尽量减少手触操作,是不是可以用感应式或语音交互来进行操作控制?这些问题都值得全行业认真考虑。在医疗救治方面,无论是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,都存在多方面能力亟待加强。疫情初期,北京市的负压病房只有112间,疫情期间增加到290间,但仍不能满足需求。为此,北京市明确提出,全市负压病房在2022年要增加到700间。首都尚且如此,其他地方在面对大规模疫情时,同样会出现负压病房不够的问题。此外,部分医院正确、规范使用ECMO、呼吸监护等仪器设备的能力不足,也是此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个临床短板,这些基础性的资源和能力储备都有待加强。加强急救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,北京市的负压救护车不足40辆,出现境外输入病例后,大多数集中在首都机场转运相关旅客,仍然有些捉襟见肘。随着疫情发展,北京不断加强传染病急救转运能力,负压救护车已增加至115辆。此外,我国对综合医院、疾控机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,在加强专业模块化综合应急救援机动队伍建设方面还需发力。■健康报: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,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靠的不仅是医疗卫生领域,从宏观的社会管理角度,您有怎样的意见和建议?雷海潮:首先我国要加强公共卫生领域法治建设,针对重大疫情防控完善立法保障。医疗卫生领域有不少立法,但立法着眼点主要是专业技术角度考量较多,传染病流行时的社会管控等公共管理层面的立法急需补位。北京市正在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传染病防治、爱国卫生运动等角度,推动地方立法的进程,立法的原则就是明确属地、行业、单位和个人四方的关系和责任。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讲,提高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,还应特别注重防治技术与社会管理职能的统一。在传染病防治领域,患者发现、疾病救治等方面的技术处置十分重要,但控制传染源、阻断传播链条、保护易感人群等防控疫情扩散的社会管控措施同样十分重要,二者相互协作、密切配合才能更好更快地控制疫情,这就需要在立法层面实现两方面工作的高度统一。具体到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体制改革,同样要理顺系统内的管理和业务技术关系。北京市的改革思路是加强市、区二级机构的协同高效,强化管理关系。同时,加强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之间的业务融合,医生要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锻炼,公共卫生人员也要到医院学习,培养既懂公共卫生又懂临床医疗的专门人才。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,要防止出现两个不好的倾向。一是防止出现“重治轻防”。真正落实“预防为主”卫生健康工作方针,要把更多资源加强到疾病预防控制各环节待补的漏洞、弱项和短板上。二是防止出现“重物轻人”。有的地方重视设备设施投入,拟投资建设大批硬件设施,购置大量技术设备,但却忽视了人才队伍能力培养和建设。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,培养领军人才、专业骨干,建设人才队伍,提升能力水平,才是根本之计和问题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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